——对话临终关怀工作者、义务劝捐员彭宣祥

　　本报昨日《延续生命之光的爱心使者》一文刊出后，社会各界对打工青年、五星义工彭宣祥的爱心事迹反响热烈。

　　共青团宝安区委当日组织团干学习、讨论关于彭宣祥的报道。福田区一位段女士来电表示：临终的患者尚能被彭宣祥感动而自愿在死后捐出角膜，那么我们活着的人们应该有更多个理由被彭宣祥感动。深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李先生来电说：小彭的胸中怀有大爱，他的辛勤付出帮助临终者圆了人世间最后的美梦，也帮失明者获得重见光明的机会。

　　失明母亲常让我牵挂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义务临终关怀工作？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做这件事？

　　彭：我是2004年2月开始接触临终关怀工作的。那时我是宝安一家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在深圳一直是孤身一人，平时上班工作辛苦，下班后惟一惦记的事就是赶快跑到义工联去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事。

　　我做爱心服务工作与我母亲有关。我年幼时母亲因病左眼失明，家里无钱给母亲治眼病，同学们常拿母亲的眼疾来嘲笑我，这个阴影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心头存在。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对母亲说：“我长大一定好好工作，赚钱给你治好眼睛，还要拿钱帮所有穷盲人去看好眼病！”后来我来深圳打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儿时的承诺，我对陌生的垂危患者做护理服务，和我幼时立志帮别人治眼病的理想是一致的。

　　面对临终者需足够爱心

　　记者：在做这项爱心服务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心理畏惧、彷徨、动摇过？你是怎么克服的？

　　彭：说实话，这些心理考验我都经历过，说不害怕是假的。因为有时候那种环境确实是难以想像的糟糕，无论是医院的氛围，还是患者的面容都很难让常人想像和面对，他们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有时候那个房间里的时间和空气会像凝固了一样，但我不能拔腿逃跑，我要一直陪伴、尽最大能力去关怀他们、温暖他们，让他们走得安心、安详，带着对人世间的美好印象告别。

　　每当我从病人的脸上和与我相握着的手中，感受到他们的感动与感激，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像亲人一般的依赖，我会觉得即使是受再多的苦、花再多的钱都值了。尤其是每当劝捐成功后，那时候会高兴和感动到哭，因为爱心的力量感染了别人，因为爱，光明才有延续。

　　成了他们在世的最后一位朋友

　　记者：对你护理、帮助过的患者和捐献者，心里存在什么样的感情？

　　彭：当护理、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心怀同情，尽最大所能去给予他们、把爱奉献给他们；当与他们朝夕相待、相互信任和交心相处后，我感觉他们是自己的亲人；当他们离开人世、并在最后一刻自愿捐献器官或角膜时，我感觉他们的影子、人格在我心中放到无穷大，我站在他们背影里，很失落，想念他们、敬重他们、感谢他们。

　　记者：他们几乎每个人最后都与你做了很好的朋友。

　　彭：是的。他们很多人家境很贫困，看病欠下很多债，孩子上学没钱，但他们不提报酬地把自己的器官、角膜捐给了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的境界确实更崇高、更伟大。如果可以把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以及他们在捐献志愿书上签字的那些瞬间拍摄下来教育后人，可能有很多人会被唤醒爱心。

　　作为他们人世上最后一位朋友，我常常会为他们的家庭后事担心，包括子女上学，有机会我想为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鼓与呼，求得帮助。

　　年迈盲母至今未做复明手术

　　记者：你协助深圳红十字会成功劝捐眼角膜14例，使32位患者受助复明。你母亲现在70多岁了，她接受复明手术了吗？

　　彭：没有，我母亲没有做复明手术，包括我所熟悉的深圳眼库主任姚晓明博士、宝安义工联石美玉副总干事，他们都不知道我家有盲母的实情，尽管如果我说了，他们也会像救助其他患者一样，为我母亲提供免费救助手术。

　　我了解母亲的为人和性格，她一定不会占用这样的机会，她会把复明的机会让给别人。

　　记者：老人知道你在深圳从事这样的事业吗？

　　彭：我家里没有人知道我所做的事，我没有告诉过她们。

　　老板只知道我献血和做义工

　　记者：从事劝捐，你的老板知道吗？老板和同事们怎么看？

　　彭：老板只知道我献血和做义工，其余的不知道。但我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大部分人都赞同我。也有少数人非议我、离开我，对于这类人我会更主动地离开他们。

　　记者：在几次对你的采访中，我都留意到即使是下班后，都不断有工作上的客户打电话给你。做劝捐影响你的工作吗？

　　彭：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从事这项爱心事业挤用的是工余时间，有时候我可以节省下吃饭的时间去做善事。无论是夜里还是白天，只要有客户与我沟通我都给予回应、解答，坐在公交车上，我也可以打电话与客户继续商谈业务。